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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与故宫博物院

2019-1-11 13:35| 发布者: 中华艺坛网| 查看: 200| 评论: 0

摘要: 摘要:张伯驹先生是二十世纪集收藏家、鉴赏家、书画家、词学家、京剧表演家于一身的文化大家,他舍命保护、抢救珍贵文物,并将之慷慨捐献祖国的爱国故事一直为国人称道。作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张伯驹先生在协助故 ...

摘要:张伯驹先生是二十世纪集收藏家、鉴赏家、书画家、词学家、京剧表演家于一身的文化大家,他舍命保护、抢救珍贵文物,并将之慷慨捐献祖国的爱国故事一直为国人称道。作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张伯驹先生在协助故宫博物院收购清宫流散书画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其一生所藏文物精华,也大多归于故宫博物院收藏。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分析研究,梳理了张伯驹先生与故宫博物院的渊源,并整理了故宫博物院藏张伯驹先生所藏书画的相关信息。

关键词:张伯驹;故宫博物院

一、张伯驹简介

张伯驹(18981982年)字丛碧,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常自称“中州张伯驹”。6岁时过继伯父张镇芳,与溥侗、袁克文、张学良并称为“民国四公子”。曾任盐业银行董事、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中央文史馆馆员。

张伯驹先生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集收藏鉴赏、书画艺术、诗词文学、戏曲研究、美术理论于一身的文化名人,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堪称一代典范。张伯驹一生对古代珍品字画的热爱重于自己的身家性命,他舍命保护、抢救珍贵文物,并将之慷慨捐献祖国的爱国故事,一直为国人称道。1956年,张伯驹先生及夫人潘素陆续将其收藏30年之久的珍贵文物无私地捐献给了国家,其中包括西晋陆机的《平复帖》、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唐代李白的《上阳台帖》、杜牧的《张好好诗》等,如今这些文物主要分藏于故宫博物院和吉林省博物院,成为两馆的珍贵馆藏,并通过陈列展览、科学研究、印制出版等多种途径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为越来越多的人认知我国传统文化、感受中国传统书画艺术优雅气韵的重要载体。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沈雁冰曾签署褒奖状,称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以表彰其爱国之举。

二、张伯驹收藏来源 

张伯驹先生所收藏的书画与清代末年溥仪将书画偷运出宫变卖有着密切的关系。从1922年起,溥仪便开始以赏赐的方式,将大量珍贵文物以赏赐其弟溥杰、溥佳为名盗运出宫,并一路带至天津、东北。1946年,这批由溥仪带出的书画珍品开始在市场上出现,各地的鉴赏家、古玩商等纷纷来到东北打算猎取文物。最先到东北进行书画交易的是北京玉池山房的马霁川,随后又有靳伯声、“八公司”等。张伯驹收藏的书画,大多是从“八公司”和琉璃厂其他古玩商那里买到的这批宫中散出的书画珍品。

作为盐业银行董事,盐业银行办理的为清宫提供抵押借款的业务也让张伯驹收藏到了不少书画珍品。他在《五代阮郜阆苑女仙图卷》一文中曾谈到,溥仪在天津时由于急需用钱,愿将四十件书画出售。这件事由陈宝琛的外甥刘可超负责办理。“一日,刘持四件向天津盐业银行押款二万元,经理朱虞生约余往观,则为关橦《秋山平远图》、李公麟《五马图》、黄庭坚《摹怀素书》、米友仁《姚山秋霁图》四卷。”[]刘可超开价《秋山平远图》五万元,《五马图》三万元,《摹怀素书》、《姚山秋霁图》各两万元。押款两个月后,刘可超归还了一万元,取走了《五马图》卷, 同时又以一万元的价格将《姚山秋霁图》出售给张伯驹。刘可超又以剩下的两幅作品向张伯驹押款五千元,由于半年后没有归还欠款,二人达成协议,《秋山平远图》退还给刘可超,黄庭坚的《摹怀素书》则归张伯驹所有。

三、张伯驹与故宫博物院

(一)建国前

194714日,故宫博物院第六届理事会在平理事第一次谈话会审定通过了由各馆处重新提议的专门委员名单(四十二人,会后又接受诸位理事的建议,增加至四十八人)。张伯驹先生一直名列其中,工作任务为“书画审定”。故宫博物院所藏档案中存有一份《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担任工作表》(一九四七年)(图一)[],从表中可以看到,负责“书画审定”的专门委员,除张伯驹先生外,还有张葱玉、蒋穀孙、朱家济、邓以蛰、张大千、徐悲鸿、沈尹默、吴湖帆、启功等先生。在协助故宫博物院收购清宫流散书画方面,张伯驹先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提出收购建议

1946年初,当溥仪盗运出宫的书画在市场上陆续出现时,张伯驹即谏言故宫博物院,尽早开展征集工作,以防止这些文物流失国外,并提出两项具体办法:“一、所有赏溥杰单内者,不论真赝统由故宫博物院价购收回;二、选精品经过审查价购收回。”[]经其考订,此次出现的1198件文物中,除赝迹及不甚重要者外,有历史艺术价值之品约有四五百件,且按当时价格无需大笔经费便可大部分收回。

只是由于诸多原因,收购最终未能实现。对此,张伯驹先生深感遗憾:“南京政府对此漠不关心,而故宫博物院院长马叔平只委蛇进退而已,遂使此名迹大多落于厂商之手。”[]这无疑也是故宫博物院的一大遗憾。

2.书画审定

1946年底,北京古玩商马霁川从东北带回20余件文物推荐给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请张伯驹、张大千、邓述存、于思泊、徐悲鸿、启元伯审定。张伯驹先生给出了具体的审定意见:“计有明文徵明书《卢鸿草堂十志》册,真;宋拓欧阳询《化度寺碑》旧拓,不精;明文震孟书《唐人诗意》册,不精;宋拓《兰亭》并宋人摹《萧翼赚兰亭图》画,不佳;明人《秋山萧寺》卷,不精;清刘统勋书苏诗卷,平常之品;五代胡瓖《番马图》卷,绢本,不真;宋人《斫琴图》卷,绢本,真;唐人书《金粟山大藏出曜论》卷,藏经纸本,宋人笔;明人《山堂文会》卷,纸本,不精;明文徵明《新燕篇诗意》卷,纸本,不真;明李东阳自书各体诗卷,绢本,真,不精;明仇英仿赵伯驹《桃源图》卷,绢本,不真;宋缂丝米芾书卷,米书本伪;宋高宗书马和之画《诗经·闵予小子之什》卷,绢本,真,首段后补;元盛懋昭《老子授经图》卷,纸本,不真;明沈周《山水》卷,纸本,不真;清王原祁《富春山图》卷,纸本,浅绛,真;明祝允明书《离骚首篇》卷,不真(见《高士奇秘录》)。”[]

此外,他还将所了解的信息,及时反馈给故宫博物院。“以上审定者多伪迹及平常之品。另有唐陈闳《八功图》卷,绢本;元钱选《观鹅图》卷,纸本;钱选《杨妃上马图》卷,绢本,则送沪出售。而《八功图》与《杨妃上马图》并已流出国外。盖马霁川之意,以伪迹及平常之品售于故宫博物院,得回本金而有余;真精之迹则售与上海,以取重利,甚至勾结沪商展转出国,手段殊为狡侩。”[]

1947419日下午三时,张伯驹先生又作为专门委员,与徐悲鸿、邓以蛰、启功张允亮、赵万里、王重民等人出席了故宫博物院在绛雪轩举行的第六届理事会在平理事第四次谈话会,讨论书画收购事宜。最后议定:“宋白玉蟾尺牍卷可八百万至一千万元收购,元赵孟頫水仙卷非精品,不予收购” []

3.推荐精品,先公后私

张伯驹先生颇为重视文物精品,曾向马衡院长建言:“余主张宁收一件精品,不收若干普通之品” []。当发现精品文物在市场上出现时,他多会优先推荐故宫博物院收购。

如关于范仲淹《道服赞》的收购便是一例。“又靳伯声收范仲淹《道服赞》卷,为著名之迹,后有文与可跋。……一日,大千、叔平聚于余家,面定由余出面洽购,收归故宫博物院。后以黄金一百一十两价讲妥,卷付叔平。”[]在张伯驹先生的居中协调下,与北京古玩商靳伯声商定以黄金110两的价格将《道服赞》卖给故宫博物院,并由马衡院长现行携回故宫。19471月,故宫博物院第六届理事会在平理事开会(出席理事有陈垣和胡适,马衡院长列席),决定以国币两千四百万元收购马霁川的文物。“后故宫博物院开理事会,议决共收购五件,为宋高宗书马和之画《诗经·闵予小子之什》卷、宋人《斫琴图》卷、盛懋昭《老子授经图》卷、李东阳自书各体诗卷、文徵明书《卢鸿草堂十志》册。”[]但范仲淹的《道服赞》卷却因价格过高,决定不收,予以退回。对此,张伯驹先生甚为遗憾,认为马衡院长“诚所谓君子可欺以其方矣” [],胡适先生则“于此道实无知耳” []。不得已,张伯驹先生“乃于急景残年鬻物举债以收之” []

又如,当得知马霁川有展子虔《游春图》时,张伯驹先生也认为不宜由私人收藏,应归故宫博物院。“余闻之,亟走询马霁川,索价八百两黄金。乃与思泊走千马叔平,谓此卷必应收归故宫博物院,但须院方致函古玩商会不准出境,始易议价。”[]当得知故宫博物院经费紧张时,他表示自己愿意代为周转。在故宫博物院无力收购的情况下,为防止文物流落海外,张伯驹先生“遂自告厂商,谓此卷有关历史,不能出境,以致流出国外。八公司其他人尚有顾虑及此者,由墨宝斋马宝山出面洽商,以黄金二百二十两定价。”[]一件《游春图》使他从豪门巨富变为债台高筑,不得不忍痛变卖其弓弦胡同原购李莲英的一处占地十五亩的宅院和潘素的金银首饰才将此卷收归。

同样的例子还有宋杨婕妤《百花图》卷,“戊戌岁,宝古斋于东北收得此卷,故宫博物院未购留,余遂收之。”[]可见张伯驹先生虽热爱收藏,但却始终坚持先公后私的原则。在那个动荡得年代,张伯驹先生以一己之力阻止了许多珍贵的文物流往国外,着实可敬可叹,令人钦佩。

(二)建国后

建国后,张伯驹先生陆续将其收藏30年之久的珍贵文物无私地捐献给了国家。在致周恩来总理的信中,先生曾言,“在国民党时期,曾对家人立有遗嘱,谓我所藏主要珍品,遇人民爱戴,政治休明之政府,应不以珍,捐归公有。”

1952年,张伯驹先生将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让于故宫博物院,文化部奖励其3万元。1956年,张伯驹、潘素夫妇又将晋陆机《平复帖》、唐杜牧《张好好诗》、宋范仲淹《道服赞》、宋蔡襄《自书诗》、宋黄庭坚《诸上座帖》、宋吴琚《杂诗帖》、元赵孟頫《草书千字文帖》、元俞和《临赵孟頫常清静经》八件珍贵文物捐赠国家,除最后一件外,其余七件均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国家文物局后将其调拨故宫博物院。同年,张伯驹先生又将唐李白《上阳台帖》赠与毛泽东主席,1958年,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办公室将其调拨故宫博物院。在将文物捐赠国家后,张伯驹先生释然到:“在昔欲阻《照夜白图》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195612月,张伯驹先生作为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代表视察故宫博物院,陈乔副院长,唐兰、李鸿庆、冯先铭、郑珉中诸先生接待陪同。视察后,张伯驹先生向故宫博物院提出了七项工作建议,涉及故宫博物院的性质定位,藏品保管、陈列、出版以及故宫古建筑的完整保护等多个方面。张伯驹先生认为,“故宫是具有国际意义,全国最大的博物馆,其范围和性质应当是古与中,其现代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及现代国际物品,政府应当另成立一个博物院;应尽速整理院藏戏曲资料,并成立专室供人研究;为继承和发扬中国书法艺术,应设立铭刻墨迹馆;南京博物院之南熏殿旧藏历代帝后像应归还故宫,以保持此批文物的完整性;应早日组织法书、名画的复制与编辑出版刊物,以适应各地研究参考。同时,他强调故宫博物院必须保持它的完整体系,不得内设其他无关机构;院内部队及眷属,应早为迁出。”[]这些建议均从维护故宫博物院的长远发展着眼,从中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张伯驹先生对故宫博物院的关注与殷切期望。

1959年,故宫博物院购买了张伯驹先生曾收藏的宋赵孟坚《行书自书诗》。

1966年,张伯驹先生的北京住宅被抄,一部分书画被转移扣押。对此,张伯驹先生后来在谈文化大革命中文物被抄事手札(图二)中写到:“以上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抄去文物古籍原皆存故宫博物院,后经北京市文物组运走,我的意见:文物应收归故宫博物院,善本古籍应收归北京图书馆。五六年我们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皆捐献于国家,以上被抄去之文物古籍仍愿捐献于国家,……不能要任何代价……张伯驹,一九七四”。

四、故宫博物院藏张伯驹所藏书画

张伯驹先生一生所藏文物精华,大多归于故宫博物院收藏。这些书画入藏故宫博物院的方式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种为让售,如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宋代赵佶《雪江归棹图》、明代唐寅《王蜀宫妓图》等便是张伯驹先生让与国家,国家文物局收购后陆续调拨故宫博物院;第二种为捐献,如晋代陆机《平复帖》、唐代杜牧《张好好诗》、宋代范仲淹《道服赞》等八件文物就是1956年由张伯驹、潘素夫妇捐赠国家,国家文物局后调拨给故宫博物院的;第三种为赠送他人,如唐代李白《上阳台帖》便是张伯驹先生赠与毛泽东主席,1958年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办公室调拨至故宫博物院的;第四种为购买,如故宫博物院于1959年购买了张伯驹曾收藏的宋代赵孟坚的《行书自书诗》。

张伯驹先生从30岁时开始收藏书画,他将自己从1927年至1960年间收藏的117件历代书画珍品收录在其编著的《丛碧书画录》中。张伯驹先生在书中末尾提到:“是录自壬申至乙亥年写毕,其间重要之迹多半捐赠或让售于公家,虽属明日黄花,然于书画流传著录上亦可有此一录耳。”[]由此可以推论出张伯驹先生编写这本书的时间是从壬申年(1932)至乙亥年(1935)。此外他在书中补录的结尾写到:“上补遗于庚子岁写毕,至清末书画著录,宋元团扇,明清便面,皆属册类,对联则多不录。余所收便面、对联是录亦不另列入。”[]从中可以得知《丛碧书画录》的最终截稿时间是在庚子年(1960)。同时也说明了张伯驹先生的藏品不仅仅只有《丛碧书画录》中记录的 117 件,张先生一生所收藏的书画作品远远超过《丛碧书画录》所著录的。

故宫博物院目前共计收藏有张伯驹先生《丛碧书画录》著录的古代书画21件。另有元代俞和临赵孟頫书《常清静经》轴为张伯驹夫妇于1956年同《平复帖》等一起捐赠的八件文物之一,但并没有收录在《丛碧书画录》中,因此故宫博物院实际收藏张伯驹先生所收藏的书画应为22件。

22件古代书画分别为:

朝代

作者

作品

晋代

陆机

《平复帖》卷

隋代

展子虔

《游春图》卷

唐代

李白

《上阳台帖》卷

唐代

杜牧

《张好好诗》卷

宋代

范仲淹

《道服赞》卷

宋代

蔡襄

《自书诗》卷

宋代

黄庭坚

《诸上座帖》卷

宋代

吴琚

《杂诗帖》卷

宋代

高宗书、马和之画

《诗经·节南山之什图》卷

宋代

朱胜非

《杜门帖》

宋代

徽宗

《雪江归棹图》卷

宋代

赵孟坚

《行书自书诗》卷

元代

赵孟頫

《草书千字文帖》卷

元代

俞和

临赵孟頫书《常清静经》轴

(不在《丛碧书画录》中)

元代

赵雍、王冕、朱德润、张观、方从义

合绘卷

元代

钱选

《山居图》卷

明代

文徵明

《三友图》卷

明代

唐寅

《王蜀宫妓图》轴

明代

周之冕

《百花图》卷

清代

吴历

《兴福庵感旧图》卷

清代

禹之鼎

《纳兰性德侍卫小像》轴

清代

樊圻

《柳村渔乐图》卷

 

(注:《故宫博物院收藏张伯驹捐献作品中国古代书画作品集》(故宫博物院、项城市政协编,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与《捐献大家张伯驹》(故宫博物院编,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均只收录了20件书画,都没有收录宋赵孟坚《行书自书诗》卷与元俞和临赵孟頫书《常清静经》轴。)

22件书画世传有绪,其中出自清宫内府的有13件,其余也都有名家收藏印记,其中被定为一级文物的有19件,两件为二级甲等文物,几乎件件都是中国书画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从张伯驹先生的《丛碧书画录》来看,张先生的收藏重点是唐、宋、元、明等早期的法书名画,其中多数曾经项子京、梁清标、安岐等名家收藏,或曾入清宫内府,见著于《石渠宝笈》等著录文献。可见张伯驹先生的收藏标准之高,品鉴之精。

其中晋代陆机的《平复帖》是我国传世法书文物中最早的一件名人手迹;隋代展子虔所绘《游春图》为传世最早的一幅独立山水画,此二者在中国书法、绘画史上堪称开篇述祖之作。其余如唐代杜牧《张好好诗》、李白《上阳台帖》,则是杜牧、李白二人传世墨迹的孤品。宋四家书法中,张伯驹先生据其二,有黄庭坚《草书诸上座帖》、蔡襄《行书自书诗卷》。这些藏品都是在我国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的重要文物。也许从藏品数量上而言,张伯驹先生算不上前无古人,但是就藏品之精,艺术价值之高来看,张伯驹先生确是难以被超越的。

故宫博物院既是明清故宫建筑群与宫廷史迹的保护管理机构,也是以明清皇室旧藏文物为基础的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品的收藏、研究和展示机构。故宫博物院院藏文物体系完备、涵盖古今、品质精良、品类丰富,现有藏品总量已达180余万件(套)。在这浩如烟海的藏品中,有相当数量来自社会人士的捐献,其中张伯驹先生所捐的书画价值尤为珍贵。这20余件曾经由张伯驹先生收藏的书画,多为举足轻重之作,对故宫书画收藏体系的完整性和科学性起到了关键性的填补作用。并且其中不乏经由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后编成的《清宫已佚书画目录》中的藏品,即原属清宫旧藏,但在晚清时期被溥仪赏赐挟带出宫,或遭偷盗以致流散的书画。这些藏品的回归,既还原了清宫旧藏的原貌,更体现了故宫作为一个以宫廷为基础的博物馆对宫廷收藏传统的延续,意义重大。

五、结语

张伯驹先生是二十世纪集收藏家、鉴赏家、书画家、词学家、京剧表演家于一身的文化大家,他出身贵胄门第,一生苦乐兼备,命运多舛,富不骄、贫能安。在那个战乱动荡的年代,无论是收藏还是保护这些书画珍品都殊为不易。更难能可贵的是,对于自己斥巨资购藏并历尽艰辛,甚至不惜用生命保护的法书名画,张伯驹先生并不视为一己所有,而是将其看作全民族的文化遗产而还珠于民。对此,他曾在《丛碧书画录》序中自言:“自鼎革以还,内府散失,辗转多入外邦。自宝其宝,犹不及麝脐翟尾,良可慨已。予之烟云过眼,所获已多。故予所收蓄,不必终于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是则予为是录之所愿也。”[]可见其超乎常人的胸怀气度。

作为享有盛名的收藏家,张伯驹先生的一生与故宫博物院结下了不解之缘。张先生不仅在担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时为故宫收购清宫流散书画献计献策,竭尽全力,其日后捐献的文物更是对故宫博物院书画收藏体系的完整性起到了关键性的填补作用。而张伯驹先生“收而不藏”、“化私为公”的慷慨义举,更影响和激励了一批又一批的收藏家和贤达人士将自己的珍贵收藏和艺术创作捐献给国家、捐赠给社会,使其得到更加科学的保存和广泛的利用。张伯驹先生的收藏经历和捐献事迹证明了他已然超脱了个人私念的局限,将自己的人生融入到了时代与民族的精神之中,对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保存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薪火传递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参考文献

张伯驹:《春游纪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故宫博物院编:《捐献大家张伯驹》。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

故宫博物院、项城市政协编:《故宫博物院收藏张伯驹捐献作品中国古代书画作品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

凯:《烟云已与我相合——纪念张伯驹诞辰一百一十五周年》,《紫禁城》 201303期。

 

 

 

 

论文附图

 

图一:《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担任工作表》(一九七四年)

 

 

图二:张伯驹谈文化大革命中文物被抄事手札

 

图三:一九五六年文化部向张伯驹夫妇颁发的褒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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